宝应的城墙

  宝应何时有城,诸家说法不一。《县志类编》说,宝应有城从南宋始。而著名经学大师、《宝应图经》作者刘宝楠则认为,宝应城应始于唐。我更多的是赞同刘宝楠的观点。唐诗人李嘉祐在《送皇甫冉往安宜》诗中有“君向白田何日归”及“山馆空城闭落辉”的诗句。诗中的安宜即白田,亦即后来的宝应,无疑。“空城”、“落辉”虽是诗人的离别伤感,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信息:唐时宝应确是有城的。空城也是城嘛。
  唐朝的土城,范围很大,东至民便桥,北至花城一线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还可见到绵延的土埠,像宝应砖瓦厂原址、老扬清公路东侧的民兵打靶场、雷达部队原驻地(县兽医站内)、老宝中后的窑址,包括马家山、松岗、都应是当年唐城的遗址。唐后,经五代数十年战争摧毁,加之北宋一百多年的太平岁月,唐城早已崩圮。时至南宋,宝应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,地临宋金边陲,位处淮东军事走廊要冲,为控扼要地,建城则很有必要。嘉定八年(1215),时任宝应县令,后官至南宋太府少卿的贾涉,请为宝应建城。正当工程开始,贾涉却丁忧去任。第三年,金兵大举南下,朝廷又起用贾涉来完成此役。宝祐元年(1253)两淮制置使、抗元名将李庭芝复筑宝应城。此前的城均为土城,直到元至正十年(1350),佥院萧成增筑之,在土城外包以砖,宝应才有砖城。那时的城,周长九里三十步,东西长二里二百六十步,南北长三里,除老西门,东、南、北三城门外还建有瓮城,另有三个水门,规模较大。可惜,明洪武初年,包砖仅十余年的宝应城便被拆毁,将砖移去淮安建城。宏阔的宝应城“仅存遗址,余皆夷为民居。” “为建你的淮安府,拆了我的宝应城。”这句俗话,在宝应也流传下来。此后二百年内,明王朝认为宝应是“奥区”(腹地),无需建城,于是便造成后来倭寇对不设防的宝应屠城的惨案。
  早在倭寇屠宝应的前二年,即嘉靖三十四年(1555)知县廖言便请建城,但未准。嘉靖三十五年(1556),因迫于倭寇内犯的形势,朝廷特下令动支凤阳仓折粮银二万两、江都县湖滩租银一千两,开始兴工建城。嘉靖三十六年(1557)五月初七,倭寇突犯,民罹刀铤,死者千余人,公私庐舍悉毁,正在施工中的宝应土城也被倭寇摧毁。倭寇退后,巡抚、都御史王浩,决定在旧城原址上缩小三分之一建新城,先建四城门、筑土城。嘉靖三十七年(1558),知县蒋遵正请用砖包城。抚按又增拨凤阳仓银一万五千八百两,并派海防兵备副使刘景韶来宝应负责筑城。景韶见劫后的宝应荒残景象目不忍睹,到处是残砖破瓦堆积如山,居民稀少,生活困难。叹曰:“无重累比一方民也。”便由官府出钱出料,用“筑城一丈,助银七两”的办法来鼓励百姓出工,以济生计。民乃欢呼,举手加额。景韶又请淮扬二府增派民工相助,并从周围县郡征调物资材料,始筑砖墙。当年九月兴工,次年四月告成。新城周长一千零四十余丈,高二丈,睥睨高五尺。置城门五,东曰宾曦,西曰利成,南曰来薰,北曰斗拱,另有小东门。南北涵洞各一,东门置水关。设八个镝台。城成之日,倭寇复来侵犯,未能得逞。明万历十三年(1585),知县韩介塞小东门,开小南门,曰迎秀。后来,明清两朝虽多有修建,其基本规模未变。
  清康熙七年(1668)六月十七日,郯城大地震,波及宝应,东南崩缺数处,知县孙蕙修筑;康熙二十七年(1688)北城楼圮,知县徐翴修建;嘉庆初,西北城崩数十丈,嘉庆二十四年(1819)知县许知玑向上争取资金再修,但因豆腐渣工程,不久所修处全部倒塌。道光十五年(1835),知县唐汝明劝捐修补,刚巧朱士彦在家居忧,由他带头,捐钱一万九千余缗,重新修建。四月兴工,十一月竣工,各城门裹以铁叶,更加牢固。后来,不知何时,东门北偏,北门东偏,各崩缺数十丈,北门楼亦倾圮无存。光绪八年(1882)九月,知县梁枚请拨款修城,并重修五门城楼。此为宝应城墙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葺。宣统三年(1911)六月,大雨,东南、东北、西北三处同时崩缺各数十丈,此后再无力修筑,只以破碎甓砖堆砌。至1949年,城墙所剩无几。在以后的岁月里,冷兵器时代赖以防御的城墙,除作为历史遗迹,已失去其战略意义。摇摇欲坠的断垣残壁反成为有损市民安全的隐患。1958年,宝应城被全部拆光。历经数百年风霜的城砖,大部分用来铺砌当时大街小巷的路面。在北门的原水产公司大院内,现在尚可看到一座全是用拆下的旧城砖砌成的大仓库。近三十年来,宝应发展迅速,一个更大更新现代化的园林城市已展现在世人面前,这岂是一围城墙内的旧宝应所能类比的!今天当你从宝应运河大桥向东,穿越繁闹的南城根路和安宜南路北段时,你可曾想到,五十年前,脚下还是古城墙?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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